直面农村现代转型深化农村历史原型研究——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综述

作者：刘义强 王诗文  责任编辑：于佳佳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2015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9-05-19  浏览次数： 2965次

【摘　要】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问题，决定着现代化转型的顺利程度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道路。世界各国或地区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和模式可以说都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有重大关联。世界各国都有解决此一问题的经历，其经验教训值得相互借鉴。为达此目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建立了一个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并以“农村和农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城镇化与农民流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战略”三个重要议题举办了首届论坛，并达成三点共识：其一，农村和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创造力的历史主体；其二，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性问题；其三，农村和农民是未来社会新产业价值的实现之地。

【关键词】现代化；农民学；城镇化；反贫困

现代化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事关农村和农民本身的命运、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方向。2013年5月25—26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主办的“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在中国武汉隆重召开。论坛以“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和农民之命运”为主题，旨在推进世界各国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与发达国家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了解和借鉴不同国家或地区农村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拓宽学者学术视野，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并推动世界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和农民之命运。论坛中，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印度、法国、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海外学者和中国大陆的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农村和农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城镇化与农民流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战略”^（1）三个重要议题展开了精彩的论述。

一、农村和农民学理论的新开掘

（一）农民学研究新的分析框架与视角

“农民学研究是知识界对事关农村和农民命运相关问题的开掘和认识”^（2），新的分析框架意在从社会和制度的结合、制度层面、基层社会层面揭示农村现代化形成机制、制约因素和社会特性。制度层面上，从毛泽东的四权分析框架得知，由于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约束，形成了中国农民等级化的道德意识、小范围的社会责任意识及官僚崇拜意识，这些意识影响下农民的行为，在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的同时，成为当今中国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王效民）。基层社会层面上，基层结构范式分析框架“从集团的结构、构成社会的逻辑来说明中国的结构转换”，^（3）诠释了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兼顾本村人间的均分及与外来人间的差序特性”^（4）（佐佐木卫）。

农民学在研究具体问题时，需要从一定的研究视角出发。以往的农村传统研究更多是从历史纵向视角出发，然而从纵向国内史和横向国别史视角出发，能更清晰地界定家户制这一能够对中国农村现代发展道路产生影响的本源性传统^（5）（徐勇）。追求理论对现实真实反映是农民学术研究的宗旨之一，基于符号具有脱离指号的自主性视角，在学科研究方面，需要进行参与式研究，接“地气”中达到“天地通”，万象中找到共识^（6）（纳日碧力戈）。也要从福祉角度研究农民问题，反映的是农民生活层次的提升，仅仅关注农民的收入和实物消费，无法真实、全面、均衡地了解和判断农民的福祉状况及其变化，要从福祉指标考察农民生活质量，评估公共政策的福祉影响^（7）（吴国宝）。

（二）农民学的跨学科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追求提高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解释力，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日渐兴盛，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本次论坛的亮点之一，主要围绕农民自身的理性、传统、行为方式和现代性塑造展开。以往经济学提出“唯利是图”的假设，解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动力机制，低估了家庭内部的情感因素的价值。兼顾经济利益和情感利益的“义利兼顾”理论假设，考量了基于亲情的忠诚在克服交往成本方面优势，能够“增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邓曦泽）^（8）。从经济伦理学背景来看，国外关于农村经济伦理的研究相对较为成熟，分为8个流派，主要围绕小农的生存动机、利润动机、道德动机、效用动机等几个方面展开，且已触及到农业制度的伦理内蕴和农民权益问题，表面考察小农的经济活动的动因要依据社会制度的发展阶段来定^（9）（涂平荣）。从经济史学来看，英国在社会过渡时期富裕农民突破服饰的阶级界限案例说明，不仅要研究的农民的生产行为，还要包含其生活行为，二者结合才代表着农村社会真正的全面的发展^（10）（徐华娟）。还有学者从社会人类学方法考察国家水利对农村风水的置换，发现：现代国家对传统农民的改造，需要找到“文化置换”，悄然进入并改造农村的传统观念，不仅不会发生冲突，反而增加了国家的配置性资源，这种国家对农村的现代性输入，是国家控制之“意”与地方社会形态之“境”的结合，形成了“意境”^（11）（杜靖）。还有研究者将农村研究对象从农民扩展到牧民，以“资源点！知识点”为分析框架，分析中华农业文明起源及持久不衰的秘密。资源点指可以低成本大量产出食物等人类生存资料的自然区域，知识点是“生产性的技术知识以及扩展信任与合作的合约性知识”。提出中华农业文明起源于由“中”而“华”，即西草原过密化引发牧场转向耕地的历史性变迁，其持续得益于中原膏腴地这一资源点与西北游牧民和中原农耕民——两个“知识点”的结合。进而提出其核心理论假设：“资源点！知识点”等于高族群幸存率，并指出中华复兴需要新的“资源点！知识点”的不断“集成”^（12）（王勇）。

（三）农村基层民主研究

新时期以来，农村问题得以进入政治学研究范畴，直接得益于农村基层民主研究。本次论坛从民主制度化、民主监督、民主价值、观念、影响要素等深化了基层民主研究。通过对比较乡镇公推直选试验区和一般地区村民民主价值观的发现，制度民主化对公民民主观念的实际影响，在于对制度民主化表征的选举制度的支持上，对抽象民主和价值民主并无直接影响^（13）（马得勇）。但不可否认，基层民主制度化对于提升民主价值具有正面效应，中国农村民主价值发展受经济发展、基层选举、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主治理根本问题是对选举过程的完善，建立更广泛的利益表达及问责机制”^（14）（张佑宗）。我国台湾经验表明，从地方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视角看，基层民主可以发挥监督和参与作用，进而“联结政府和社会，扩充公民的活动空间，培育公民的自主性，创造政府与组织化社会的合体”^（15）（赵永茂）。从现实价值来看，将农村基层民主研究的范畴延伸到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民主政治层面，意义重大，这需要“借鉴‘宪法财产权’、‘政治嵌入’与‘正当妥协’等本土化理论，建构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地方性宪法知识”^（16）（陶庆，汪阳，王京革）。

当然民主研究也有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中国的民主自治经历过有自治没民主，有民主没自治，民主的基础在不断变化，需要反思中国民主的“挫折民主制”特性，即在个人的利益受损时，才想到民主的好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有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村民间是否可以通过多数制决定公共问题；二是当自治和非自治的结果相同时，村民是否偏向于自治；三是村民是否坚信自己选举自己的领导能更好服务于自己的利益^（17）（Daniel Eastman Little）。

（四）村落传统与现代化道路选择

现代社会奠基于传统之上的，历史具有延续性和变迁性的复合特性，在研究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之前，先得理解传统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言，要想改变世界，先得理解世界，“要推动中国农村的发展就需要深化对农村基本理论和传统原型的认识”^（18）。在农村传统中，家户制传统具有顽强生命力，并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基础性作用，这一包含了“农业经营形式、家庭经济互补形式、农村合作形式及农村治理体系”^（19）的农村传统是农村社会的本体，农村现代发展道路必须尊重和利用家户传统基础制度，才能将现代性因素注入家庭，落地生根（徐勇）。而作为家户间或户村间联结机制的村户制传统，在农村治理中发挥基础作用，直接关系到村庄的秩序稳定，从传统宗族联结机制到现代的民主联结机制，村户制面临着新的困境，需要在新的多元环境中重塑村户联结机制，夯实民主治理基础^（20）（刘义强，胡军）。

农村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利用和改造。现代化促使村落发生解体，村落自主性逐步弱化，农村传统不断消解和转变，国家和社会可以在部分领域适当介入，帮助部分有条件的村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共同体，从而真正实现“多元村落与现代国家的一体化”^（21）（刘伟）。日本现代化进程同样利用了传统的家庭应对策略，其家庭策略依赖于家庭的经营主体性、传承性及长子继承制，并总体上以兼业化的特性适应了现代化发展^（22）（秋津元辉）。现代化又必须放在具体的地域中进行，地方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着具体的转型方式，农村的差异复杂性，需要多元化的转型路径^（23）（Forrest Zhang）。基于中国小农经济基础的现实，发展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合作社模式是一条可行的选择，可创建农村同片土地生产专业合作社的新型模式，解决现行农业生产组织存在的效率和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缺陷，为支农惠农政策实施、机械化运作等提供平台^（24）（张文武，邓勇）。与会专家特别提出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中国最好的政策为何好像产出在中国社会科学最不繁荣的时期（1980年代），如今，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了，为什么大家多认为政策是最糟糕的呢？第二，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个大框架下，中国社会科学该如何转型，才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第三，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的乡村关怀问题，传统农民的消失是历史必然，而民粹主义的乡愁则视现代化本身为敌人，忘记了传统乡村和农民生活并不忘记田园诗，现代化后的农村和农民也可以有更好的未来^（25）（李小云）。

（五）农地产权变迁

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一个产权明晰的过程。对农村来说，最根本的是土地产权，它是农村劳动力积极性发挥、流向、农业资本投资等的影响因素。土地制度历来就对社会经济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比较分析中欧经济GDP比值变化可发现，以个人迁徙自由和土地买卖自由为核心内容的经济自由，是中国以960年和1700年为转折点，经济由落后到赶超到再度落后于欧洲的原因^（26）（韩和元）。纵观中国历史上地权分配状况，中国历史上的地权分配贫富差距虽大，但没有走向极端，也不平均，后代比前代更趋分散，朝代内部则呈现周期性变化；南北差异不明显小于地区内部差异，较同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对平均^（27）（田传浩，方丽，张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土地制度的特性是“有意的制度模糊”，在分离所有权与使用权基础上模糊集体之间产权，导致财富向着强者转移，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农村的改革方向便是明晰土地产权，“通过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让渡规则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流转中的法律目标，”^（28）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柯华庆）。

二、农村城镇化与农民流动

（一）城镇化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城镇化被预言为影响当今世界的两件大事之一，然而“受到农村户籍制度、有限的政府公共投资以及城镇化建设的盲目跟风，导致我国城镇化建设在质量上存在很大的缺陷”^（29）。在现代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部分农民的被市民化现象，被市民化分为“县改市、开发区建设和撤村并居三个阶段”^（30）（刘天旭，刘明君）。被市民化问题之一是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的治理问题，失地农民社区与传统农村社区及一般城市社区相比，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因而面临身份转换不适应、组织缺乏、社会资本匮乏等带来的治理问题^（31）（张劲松，杨颖）。城镇化进程中还面临着“伪城市化”与“毛城市化”问题，是地域的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的脱节^（32）（陈甬军）。突出问题是农民的身份转化滞后职业转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滞后于城镇空间的发展，以及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滞后于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反映了现阶段城镇化出现严重偏差，是城乡相通但相对扭曲的城镇化，二元城乡结构没有解决，反而凸显了二元社会结构的中国特色，其本质是城乡居民的权利不平等，反映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增加了城镇化的紧迫性^（33）（黄祖辉）。

欲提出问题的解决路径，首先得明确问题产生的原因。城镇化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制度供给与农民这一主体需求相背离，源自“政府自主性和农民自主性、政府理性与农民理性、政府层级控制与政府自由度间的深层次张力，党和国家的制度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存在张力”^（34）（张勇）。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实施的“百村观察”和“百居观察”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村农民、进城农民工和社区农民的城镇化需求具有差异化特征，“农民的土地收益预期和现实差异较大，多倾向于就地城镇化，缺乏户籍改革欲望，就业服务和教育服务需求强烈”^（35）（黄振华等）。

（二）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基于我国地区和区域间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农民需求差异性，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的城镇化路径显得更为必要和更具可行性。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起步较早，尤其是城边村改造，更应该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基于城边村土地用途和农户需求的特殊性，要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满足民众需求的公共服务建设为路径，规划先行、重视民生工程和社会保障建设，提高人力资本，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自然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总之农村的高质量城镇化需要考虑“差异化的路径选择、创新的协调发展机制、强有力的领导和持之以恒的建设”^（36）（孙永隆等）。

对中西部山区的城镇化而言，城镇化目标为城乡协调发展和农民的市民化，应从“集约土地、统筹资金、户籍改革、优化治理、道路自信”五个方面保证城镇化的强劲、有序及和谐发展。考虑到中西部山区的特性，要在城镇化中统筹解决生存性和发展性问题，关键是利用山区优势，坚持生态建设^（37）（贺东航）。资源性贫困山区城镇化可发挥自身优势，发展企业主导农村城镇化模式，其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基于自身的经济实力、抓住农民的现实需求及获得农民的信任，在运作过程中有规划、调动农民参与、以产业为支撑、以社会保障为后盾。由于企业自身能力和农民人力资本的局限，应“建立‘政府主导、企业推动、多方参与’的城镇化持续发展机制”^（38）（董江爱，陈晓燕）。

总之，“农村城镇化是形塑农村发展基本格局的核心进程”^（39），要协调发展，包含对村庄发展的关注，在以“项目进村”为代表的资源给予过程中，保持村庄自主性，满足政府的效用要求，发挥“借力效应”，服务于村庄的发展规划。村庄自主性生成直接受益于对项目的经营和运作，村庄内部的生态环境和村干部的社会资本及个人能力^（40）（应小丽，李蓓）。一些大城市设置的“目标城市”门槛应与城镇化发展阶段和新农村建设应相对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逐渐降低和取消门槛，走一条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以避免城市病和农村的衰败^（41）（马先标）。城镇化必须要推拉，不仅要城市的拉力，而且需要农村的推力。加快城镇化，工业化必须要有推力作用才能降低不确定性，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关键是谨记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解决当前城镇化发展中突出问题，“虚实结合”，积极稳妥地走新型城市化道路。James Putzel教授从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开始谈起，用一种比较的视角讲述了中国现在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他解释了如下五个问题：市场在土地和农业当中的扩张是否必须？国家和市场在现代农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如何？市场能否确保食品安全？市场能否确保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得出结论：应该允许市场全方位控制工业与农业。在他看来，土地上的人越少，剩余在土地上的劳动生产率越能够提高；自由的国际贸易使中国从中受益以推动人口转移，建议中国应该更注重具有中国特色的所有权发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42）（James Putzel）。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应以劳动力身份转移来降低流动成本，解决劳动力流转困境，这也是出于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给乡村、城市及其自身带来的困境的需要。对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政策进行历时性分析发现，国家政策是劳动力流转的主导因素，国家劳动力流转政策整体上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政策服务于经济发展，限制甚至制止劳动力的转移；后一时期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并重，^（43）推动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并保障他们的利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李厚刚）。其中影响农民生存之根本的土地制度，对劳动力流转的影响格外显著，通过区域比较研究得知，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流转是对劳动力转移的共同影响因素，而户均耕地面积、耕地条件、平均地块等对劳动力转移则呈现差异化影响，因此从“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加大农村土地整治力度”^（44）三个方面可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转移（黄善林等）。劳动力流转不仅要考虑到事前的制度约束，更重要的是后期的社会保障，这在城镇化较早进行的发达地区更为明显，以浙江省为例，社会发展推进养老保障进入城乡一体化阶段，农民流动呈现多主体、多方向、多途径的多样性特征，社会养老保障一体化直接影响了农民流动的意愿、能力及流向融入的具体过程，成为影响农村劳动力流转的成本因素^（45）（高君）。

三、农村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战略

（一）近代以来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的形成、经验与不足

济贫乃从政之道，扶贫思想中国古已有之，近代以来随着农村的“贫、愚、弱、私”问题的凸显，农村扶贫备受学者关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衰败现象盛行，农民背井离乡，出现生存危机，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探讨如何救济、复兴农村^（46）（范立君）。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扶贫工作由国家主导，从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开始，就现实政策而言，由于政府的重视、开发式扶贫方式的形成、科技推广、国际援助等因素，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绩。国家扶贫政策取得成功的背后，是集体主义传统作用的发挥，树立其上的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从经济增长、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内生发展动力方面促进了贫困问题的解决。“集体主义的传统”与“现代国家建构”是理解中国农村减贫的深层视角。将中国的减贫经验总结为三条。第一条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第二条是专门针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包括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这类扶贫开发的组织基础是具有一个权威型组织，这种局面有助于提高扶贫工作的执行力。第三条是发展主体即家庭所具有的主动性与积极性^（47）（陆汉文，彭堂超）。不足之处主要是政府的“扶贫情怀不足”和“政策缺乏持续性”^（48）（张晓亮），认识论上，扶贫概念内涵的认识缺乏对包含了经济收入风险及变化的“脆弱性”的认识，致使实际扶贫工作中存在重效率、轻公平，组织协调不足、权责倒挂，配套资金不足问题^（49）（郭劲光）。

（二）现阶段农村贫困问题的原因分析

马克思提出的三大差别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加上区域间自然条件的差异，客观上促使着贫困问题的形成，政府扶贫政策不力又在主观上影响着贫困问题的解决，“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转型，又进一步导致了贫困内涵与外延的拓展”^（50）（徐勇），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更是决定了贫困问题形成原因的多样性，这从具体扶贫案例可见一斑。

区域自然条件差异，客观地造成了部分地区的贫困问题，规避潜在风险的规模化避灾移民搬迁是政府扶贫工作采取的措施之一，移民脱贫致富中存在生存环境、社会文化、发展能力重塑三种风险^（51）（何得桂，高建梅）。扶贫移民中，出现非自愿移民，影响了地区稳定，资金不足导致“选择性搬迁”，造成“富移穷未移”现象，而政府采取干预措施进行的整体搬迁，又产生贫困的区域性转移^（52）（吴国宝）。

工农和城乡差距下的利润分配不均衡，形成乡村和农业的相对贫困。随着政府政策限制的放开，为追求更高的利润，我国出现了民工潮，政府针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扶贫政策，常把农民“到城市打工”和“不得不返回农村”的两个挣扎问题割裂开来，导致政策扶持不力，限制了他们选择生活发展的范围^（53）（刘源）。城镇化背景下，近郊村落村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由于“身份转换、权利同化和城镇认同”不到位，变成了一个“边缘群体”，出现相对贫困问题^（54）（卢福营）。

政府的扶贫政策除了存在错位问题，还有缺位问题，自杀率的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分布差异，便是一种相对贫困的体现。近些年我国老年人自杀率的攀升，反映了农村医疗、养老保障、社会服务等的缺位，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少^（55）（刘燕舞），如若没有有效的干预措施，中国过快的市场改革而引发的负面效应加上老龄化社会来临，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将还有上升的趋势^（56）（James Putzel）。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农村的社会变迁牵动着中国社会的变迁的特殊时期，社会科学研究是最适合了解和指导这一变化过程的，总结了一系列目前正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关键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并且考虑如何把这些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为保持基础广泛的监测生活质量的指标（收入不平等、教育、卫生、营养），在快速转型的整个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以适当的资源直接进行帮扶，十分重要^（57）（Daniel Eastman Little）。

（三）农村脱贫对策研究

贫困是个复杂的问题，内涵于脱贫政策之中的是政策可行性考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就提出了“开展农村合作运动、救济农村金融、改良农业生产、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发展农村教育等措施”^（58）（范立君）。而要制定出好的扶贫政策，首先要真实客观地了解农民，要行走乡间，平视农民，与农民展开深入交流^（59）（张晓亮），扶贫政策要提高细化程度和针对性，注重提升贫困群体的应对能力，建立绩效评价体系，赋权提高民主组织化和参与程度^（60）（郭劲光）。当前我国扶贫阶段由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扶贫方式由救济式扶贫到兼顾开发式，要一改以往扶贫偏重贫困群体收入水平提高战略，兼顾贫困群体收入水平和幸福的提高，提高他们的国民幸福总值，因此更高层次的就业问题、可持续发展、休闲文化、制度公平等便成为扶贫战略的应有之义^（61）（宋圭武）。

同时进行具体策略制定的过程中要认识到中国贫困的巨大区域差距，贫困的发生不是随机的，而是按照一定的空间系统性呈现出来，应该将空间的系统性与贫困灾害的动态系统性结合起来，将扶贫救助与减灾防治联系起来^（62）（吴国宝）。就模化避灾移民搬迁而言，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对资源进行规划调整，以治理提升为目标进行政策整合，同时制定政策要以人为本”^（63）（何得桂，高建梅），关键要意识到，搬迁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新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融合，要注意消除搬迁移民的心理恐惧感。

就城乡流动循环中的减贫策略来说，要重视支持农村社会的发展，推动合作互助，拓展合作社的非经济功能，激发乡村社区的内在活力，重视支持妇女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需求，重视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农村养老问题^（64）（刘源）。不仅中国，印度在解决城乡、工农差别造成的贫困问题时，同样注重农村社区建设和特殊群体自主性的培育，如为减少农村贫困的政府财政资助、青年的技能训练、自主创业项目、解决妇女就业和自我就业等^（65）（Jayshree Sengupta）。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一相对贫困问题，关键是使农民脱贫增收，而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中只有财产性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无关，且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因此要明晰农地产权重，使土地能够自由流动，实现土地资本化才能真正使农民富裕^（66）（叶剑平，赵燕军）。至于城镇化中的边缘化问题，政府得转变自身职能，本着城乡一体化方向，“赋予近郊村民与市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推动近郊村民主体认同能力建设”^（67）（卢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挥社会企业开发式扶贫中的作用，发挥其具有接近扶贫对象和熟人社会的信用优势，在给予扶贫对象帮助的同时培养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68）（叶兴建）。

刘民权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系数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他运用经济学的方法以基尼系数、洛兹曲线等工具来反映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阶段的发展变化情况，回答了“Where Have We Come”的问题。在这些宏观经济指数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是逐渐变好，呈上升趋势的，只是局部问题很多。针对各种社会矛盾频发的现象，他提出了“Where Should We Go Next”的问题，对未来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健康和教育问题仍是未来中国发展最核心的问题，并特别强调了培育和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为要从系统解决收入差距、社会不公平和贫困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来推动人力资本的建设^（69）（刘民权）。

（四）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的经验反思

现有的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受限于政府主导反贫困的现实，谈及中国扶贫经验时，限于政府的框架，更多的是在关注政府行为，忽视了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对以上问题进行纠偏的基础上，需要关注中国扶贫经验的国际化可复制性^（70）（吴国宝）。但我们目前的扶贫经验总结侧重于宏观和政府方面，而对于微观的程序化的能直接作用于实际的总结很少，限制了对其他国家的扶贫问题进行有力的指导。总之中国反贫困战略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反贫困进程中，政府主导是其基本特征，然则反贫困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要从各方面努力，构筑大规模持续减贫的环境^（71）（黄承伟），“反贫困的战略和政策要超越简单的物质资本输入和人力资本培训，让反贫困从经济议题走向治理议题、社会议题和文化议题的跨界合作”^（72）。

最后，经与会专家通过，论坛确定如下共识：其一，农村和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创造力的历史主体。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问题，能够成功建立连接传统农村和农民到现代世界的桥梁，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现实命运。农民是现代化转型中的特殊群体，农民绝非传统社会的现代改造中的被动客体，也不是现代世界中濒临灭绝的历史残余。即便其产业基础正趋消失，而其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依然将长期持续，并会对特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道路产生深远影响。其二，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性问题。现代化进程使世界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全球数以亿计的人群就此摆脱饥馑和匮乏，过上更有物质保障和尊严的现代生活。然而，现代化同时也是工业化的过程，农村和农业的相对衰落也与之相伴随，农村城镇化是形塑农村发展基本格局的核心进程，而农村和农民的贫困问题则成为制约整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尽管这两个问题的表现形式各异，但是，其内在的规律性不可避免。在改造传统的农村和农民社会的同时，需要提供一种包容性而非排斥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实现农村城镇化、反贫困与农民自由发展的双赢。其三，农村和农民是未来社会新产业价值的实现之地。如果不从产业发展角度开发农村自然景观和农业活动的价值，那么，就无法真正实现现代化与农村和农民的真正融合共赢。现代化程度愈深，城市社会愈益感受到农村自然景观和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健康、归属、形神融合等价值。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外，农村和农民还可以寻求一种新发展范式带来的产业价值——都市与乡村的多中心发展范式。如果将都市中心的现代化道路设定转变为都市与乡村的多中心战略，将城市资本、需求、热忱与农村的景观、自然以及人力资源结合起来，可以开创现代化与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之间的新和谐形式，贯通现代化导致的地天不通的格局，让乡村价值与都市生活形气神互动。

注释：

1、徐勇：《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报告》。

2、同上。

3、[日]佐佐木卫：《全球化下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从基层结构范式的视角出发》，《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4、同上。

5、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6、纳日碧力戈：《符号下乡：把种子埋进土里》，《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7、吴国宝：《从福祉（wellbeing）角度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8、邓曦泽：《从“唯利是图”到“义利兼顾”》，《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9、涂平荣：《近代以来国外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10、徐华娟：《社会过渡时期英国富裕农民的服饰消费》，《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11、杜靖：《宗族风水与国家水利》，《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12、王勇：《中华文明持久不衰的农村和农民学解释》，《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13、马得勇：《选举试验与民主价值的扩散》，《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14、（台）张佑宗：《经济发展、基层选举、传统文化与中国农村民主价值的发展》，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会议论文。

15、（台）赵永茂：《台湾地方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几个问题与反思》，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16、陶庆、汪阳、王京革：《宪法财产权、政治嵌入与正当妥协的宪政本土化重构》，《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17、[美]Daniel Eastman Little，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分组发言。

18、徐勇：《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报告》，《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19、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20、刘义强、胡军：《村户制传统及其演化——中国农村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形式的再发现》，《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21、刘伟：《村落解体与中国乡镇治理的路径选择》，《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22、[日]秋津元辉：《日本農村近代化の経験と家族戦略：遠近法的接近》，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23、[新加坡]Forrest Zhang：Lo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Divergent Pathways in China’s Agrarian Transition，《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24、张文武、邓勇：《农业现代化生产的新型模式探讨》，《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25、李小云：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26、韩和元：《古代中国及近代欧洲土地制度的现代启示》，《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27、田传浩、方丽、张旋：《中国历史上的地权分配》，《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28、柯华庆：《法律经济学视野下的农村土地产权》，《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29、徐勇：《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报告》，《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30、刘天旭、刘明君：《赶超型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被动市民化现象解析》，《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31、张劲松、杨颖：《论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的治理》，《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32、陈甬军：《中国城镇化：从理想到现实》，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33、黄祖辉：《中国特色城镇化与进城农民市民化的关键》，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34、张勇：《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供给与农民需求》，《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35、黄振华等：《农民的城镇化需求及其比较研究》，《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36、孙永隆等：《城镇化质量提高背景下城边村改造探析》，《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37、贺东航：《中西部山区城镇化的破题研究》，《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38、董江爱、陈晓燕：《企业主导的农村城镇化模式研究》，《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39、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组委会：《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共识》，《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40、应小丽、李蓓：《“项目进村”中村落自主性的生成与借力效应》，《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41、马先标：《“候鸟型农民工”择巢：一个中国式命题的解读》，《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42、[英]James Putzel：China’s Great Transm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grarian Change in an era of Industrialisation，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43、李厚刚：《建国以来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迁探析》，《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44、黄善林等：《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转移行为影响的区域比较研究》，《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45、高君：《社会养老保障一体化：嵌入农民流动的新变量——以浙江省为例》，《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46、范立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农村问题的关注——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47、陆汉文、彭堂超：《集体主义传统与中国农村减贫》，《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48、张晓亮：《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扶贫》，《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49、郭劲光：《我国扶贫治理面临的问题与应对：基于一个综合分析框架的思考》，《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50、徐勇：《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报告》，《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51、何得桂、高建梅：《陕南地区大规模避灾移民搬迁的风险及其超越》，《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52、吴国宝：《从福祉（wellbeing）角度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53、刘源：《山区返乡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分组发言。

54、卢福营：《近郊村落城市化中的村民边缘化》，《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55、刘燕舞：《农村老年人自杀及其危机干预（1980-2009）》，《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56、[英]James Putzel，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分组发言。

57、[美]Daniel Eastman Little，Rural Transition in China：What do we need to know？，《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58、范立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农村问题的关注》，《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59、张晓亮：《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扶贫》，《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60、郭劲光：《我国扶贫治理面临的问题与应对：基于一个综合分析框架的思考》，《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61、宋圭武：《扶贫要注重贫困人口幸福度的提高》，《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62、吴国宝：《从福祉（wellbeing）角度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63、何得桂、高建梅：《陕南地区大规模避灾移民搬迁的风险及其超越》，《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64、刘源：《山区返乡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分组发言。

65、[印]Jayshree Sengupta：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for Rural India，《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66、叶剑平、赵燕军：《农村土地资本化与农民增收》，《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67、卢福营：《近郊村落城镇化中的村民边缘化》，《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68、叶兴建：《社会企业开发式扶贫与农村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论文集》。

69、刘民权：China：Whence Have We Come，and Where Should We Go Next？，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70、吴国宝：《从福祉（wellbeing）角度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71、黄承伟：《中国农村反贫困进程及其基本经验》，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主题发言。

72、论坛组委会：《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共识》。